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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新闻周刊聚焦湖州这个小镇

来源:亚洲城日期:2019-07-26 17:16 浏览:

  富裕起来的“中国童装名镇”织里,曾在社会治理中面临过“大人穿童装”的窘境。织里是如何深度探索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一起来看看吧↓↓↓

  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耀眼成就。富裕之后,如何实行高质量的社会治理,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以及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美好生活的新要求?

  观察浙江织里的社会治理探索,对这道日趋多元、更加复杂、挑战更多的考题,或可找到一些思路。

  富裕起来的“中国童装名镇”织里,曾在社会治理中面临过“大人穿童装”的窘境。织里人拿出绣花功夫,进行“产城人”再融合:

  尊重市场规律。织里打造童装产业园,实现童装产业高新化的转型升级,改变了织里“低小散”的企业状态,规模化生产,再造织里发展新优势;

  创新体制机制。作为浙江省首批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由“镇”向“市”转变过程中,织里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实行强镇扩权,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破解乡镇建制、条块分割“九龙治水”等难题;

  构建社会共治体系。政府负责,加强村社自治功能,大力发展志愿者队伍,引导企业发挥力量等,号召人人参与、层层参与、每个组织都参与,共绘社会治理“同心圆”;

  发展民生事业。“围绕人的需求做文章”,始终是织里社会治理精细化探索的根本逻辑。做好新居民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发展教育、文化、医疗等民生事业作为社会治理的保障。

  深度探索社会治理精细化,让织里成长为一个和谐的新型城市,实现了由“镇”到“城”的身份转变,更让群众离美好生活越来越近。

  2月27日,浙江湖州织里镇童装办工作人员向一家设计工作室的负责人了解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徐昱摄

  如今77岁的吴小章,怎么也没想到,年轻时补贴家用的小手艺竟会成就家乡的支柱产业,自己也成了“织里童装第一人”。

  20世纪70年代初,浙江湖州市织里镇轧村中学老师吴小章,将自己设计的绣品图案做成绣花枕套、帐沿,每到周末就偷偷带到附近村庄去卖,很受村民们欢迎。

  1977年,心思活络的吴小章看到上海缝纫厂的绣品样式新颖、质量上乘,建议村里办个绣花制品加工厂,为上海缝纫厂代工。他的想法得到了村委会的同意,有着50多名工人的加工厂很快建立了起来。

  然而,村办企业只维持了数月就匆匆倒闭了。“厂子倒闭了,但是我们培训出来的50多名工人基本掌握了绣花技术。”吴小章说,织里的绣制品产业就是由这50多人发展起来的。

  慢慢地,各地商贩都知道了浙北织里,可以批发绣花枕套和帐沿。市场逐步被打开,到1983年,织里已有绣品、服装生产加工专业户1000多家。

  从那时起,织里人开始了走南闯北的经商之路。“那时候,全靠一股闯劲。”吴小章说。

  如今,这座位于太湖南岸的小镇,是湖州市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市场化程度最为发达、人民生活最为富有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首批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中国童装名镇”、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经济发展起来了,生活富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打拼安家。截至目前,织里镇共有人口45万,其中外来人口35万,比中西部一个地级市的人口规模还要大,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80.5%。

  21世纪初,在经济高度发展后,织里镇人员结构、产业矛盾、治理滞后等问题凸显。这个以童装生产著称于世的小镇,在社会治理领域宛若“大人穿童装”,如何破解城镇发展与管理体制不匹配的矛盾呢?

  织里人拿出了辈辈相传的“绣花功夫”,对社会综合治理与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度探索,在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了美好生活的织里答卷。

  “一根扁担挑着胆量与命运,两只布包装满希望与憧憬。北上那长城内外王府井,南下那深圳特区椰树林,沙漠盆地留过足印,都市边境回响乡音。”走南闯北的织里人,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用自己的努力为织里戴上了“中国童装之都”的桂冠。

  曾任织里镇党委书记的吴子性说,自20世纪70年代末由家庭小作坊起步,织里先后建起国内有较大影响的两大成熟童装市场,形成了从童装设计、加工、销售,到面辅料供应、物流仓储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分工协作最紧密的童装产业集群。

  然而,摘掉“穷帽子”的织里,发展的道路并非一马平川。富起来的织里镇不可避免地率先遭遇了“成长的烦恼”。

  大量外来人口聚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社会矛盾凸显:45万人口中外来人口达到35万多;环境脏乱差,一天仅垃圾就产生500余吨,高峰期达到700吨;产业矛盾突出,工人欠薪、老板跑路时有发生;全镇编制内人员不到200人,既要发展又要治理有心无力。

  “当时书记、镇长的主要任务是处理问题,是‘专家门诊’,有时一天要接待十几批群众,主要涉及拆迁、企业纠纷等。”吴兴区委常委、织里镇党委书记宁云说。

  管理方式落后、治理手段单一的“野蛮生长”时期,织里一度火灾频发。2006年,织里镇两个月内连续发生两起特大火灾,23人不幸丧生。占据国内童装市场半壁江山的织里镇感受到了“制约的疼痛”。

  “两把大火后,一度有声音说要砍掉织里镇的童装产业。”当时已在湖州市人大任职的吴子性赶去织里调研。在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时,这位织里镇的老书记苦口婆心,“我说,你们不能怪童装产业,这是富民经济,问题归根结底出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符。”

  织里人没有因噎废食砍掉童装这一富民产业,而是着手开启了童装转型升级的征途,实现从中低端金字塔形向中高端橄榄形、从“半条腿”到“两条腿”、从传统销售为主到线上线下互动的跨越转变。湖州市市长钱三雄说,织里童装产业告别过去低小散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业态,实现了传统产业高新化,新兴产业规模化。

  “遍地是黄金,遍地是垃圾”——这曾是织里人的自嘲,童装加工业产生的边角料混入生活垃圾,使得织里生活垃圾产生量远高于其他乡镇。由于保洁日处理能力有限而来不及清理,给镇容环境造成极大影响,其中童装生产区的35条背街小巷是“重灾区”。

  针对这一现实问题,织里镇环保分局采取了分类收集、综合利用的方法,将回收全镇童装加工所产生边角料的工作外包。2015年起,织里镇还顺势启动小印花、小砂洗的集中入园工作,两年间将489家小印花和10家小砂洗全部搬迁至砂洗印花城,改变了低小散的格局,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基础。

  如今,织里童装主要在“微笑曲线”两端,即设计和销售上做文章。据中国织里童装城业务相关负责人介绍,2010年建成的织里中国童装城,除了传统的面料交易、辅料采购,还是覆盖设计、打样、展示、营销拍摄为一体的童装设计中心。

  目前,织里镇共有童装户1.3万余家,电商企业7000余家,年产各类童装13亿件(套),年销售额超500亿元,占据国内童装市场的50%,拥有童装类国家、省市著名商标47个,各类童装设计师5000余名。一批童装企业从过去传统的“现抄现做现卖”的“现货制”批发生产模式,转型提升为“先研发、再订货、后生产”的“期货制”品牌经营模式,并逐步涉足国际童装竞争。

  十多年前的晓河村,曾是一个集体经济基本为零的后进村。2009年,在外经营童装生意多年的蔡顺山“临危受命”,返乡担任村党总支书记。

  此后,晓河村一手抓党建,一手抓发展,村集体经济资产达到1.1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1万元增长到4.5万元。晓河村将3500名新老晓河人划分为10个网格,每个网格组建一个党支部,配备一定数量的党员,在网格中配力量、搭平台、强服务。

  当前,晓河村共有档案信息本456本,将党和政府心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触角延伸至整个社会肌体的“神经末梢”。“只需稍稍翻阅档案,就能了解全村456户村民的详细信息。”在晓河村民情档案室,蔡顺山翻阅着一桌颜色不一的民情档案,“我们将全村村民按照人员类别分成四色,根据不同颜色增加上门访问频次,比如绿色是能人志士,黄色是低保、困难群众和党员。”

  近年来,为缓解“大人穿童装”矛盾,吴兴区委和织里镇党委推行“支部建在网格上”,牢固树立“一切工作到支部”的理念,逐步形成“同心共治、同创共富、同行共美”三同三共党建引领体系,为织里镇高质量赶超发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2014年1月,湖州市、吴兴区两级党委、政府经深入调研,决定在织里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织里镇创新建立4个二级街道、2个办事处,重点承担城市管理、新居民服务等职能。”宁云说。

  另一方面,实行强镇扩权,建立9个实体化运作的区行政职能局织里分局。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局长周兴强介绍,2012年2月成立的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被给予县级管理权限与相应配备。

  走进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织南派出所,墙上屏幕滚动播放所里的警官、律师、调解员头像和介绍,织里镇晟舍和利济街道的综合治理调解中心就设在此处。

  这里的调解员被称为“4+N劝客团”:“4”代表联调律师、治安调解、劳动保障和综治信访,“N”则是多家公益组织一道参与。

  依托党组织,织里打造“4+N”工作机制,整合公安、劳动保障、综治信访、法律咨询等职能部门资源,协同各类社会力量,打造了“1个多元矛盾纠纷调委会+2个调解中心+6个二级街道调委会+51个村居调委会”的多层次调解组织网络。

  吴兴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朱剑梁表示,党组织对织里镇各级各类社会治理组织的全覆盖,切实增强了风险矛盾的预测、预警和预防能力,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依法执政得到有效落实。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群众关切,提升行政效能,努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建议,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12345政府阳光热线%。优化行政决策机制,共完成17件重大政策、项目社会风险评估。

  作风效能切实优化。织里镇党委委员温绿琴说,建立健全机关干部实绩导向考核机制,发扬干部担当有为、勤政务实的作风,严厉整治庸政、懒政、怠政现象,确保政令畅通、运转高效、规范有序、执行有力。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形成了用制度规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良好局面。

  宁云说,织里始终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紧抓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决查处违法违纪案件,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打造清正廉洁的政府良好形象。2017年,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57起,处理违纪党员57人,开除党籍27人。

  在织里镇开启的社会治理改革中,政府并非“单打独斗”,而是从细处着手,积极鼓励社会团体“共享共治”。织里镇镇长陈勇杰说,织里注重发挥好群众的力量,动员社会组织和个人力量来积极践行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志愿行动,切实增强本地居民的社会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

  24位外来女企业家组成的“平安大姐”工作室,是织里镇纠纷调解的一张金名片。发起人徐维丽来自辽宁海城,2003年来到织里镇经营童装,把织里当作第二故乡。“这些年我在织里赚了钱,口袋富了,总想着为这片土地做点贡献。”

  2017年底,织里一家服装厂刘姓负责人跑路,引发31名员工集体讨薪。徐维丽和另外3位“平安大姐”一起,专程赶到东北,费尽周折联系上刘某的母亲,说服她拿出资金偿还欠薪,确保了工人们回家过年。

  将工作重点立足于防控,把矛盾纠纷化解于源头,这是湖州公安机关近年来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的心得。

  然而,就在几年前,织里镇一度被视为当地社会稳定的“火药桶”“炸药包”。这里人口密度是浙江平均的三十多倍,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严重倒挂,稍有一点“火星”都不容小觑。

  2015年8月,履新不久的湖州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夏文星在调研时发现,群体性事件风险、公共安全事故风险依然存在。“必须坚持预防为主方针,零容忍零懈怠,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

  从那时起,经历由乱到治的织里镇坚持“防为主、防为上”,构建“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有效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宁云说,织里镇牢固树立“法律是全社会总规矩”的导向,充分吃透“不患寡而患不均”心理,坚持一碗水端平、一把尺子量到底。

  这些年,织里镇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将发动群众、服务群众的观念落实到基层治理之中,让人民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直接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坚定支持者,从单纯个体受益向同步参与社会事务转变。

  48岁的河南鹤壁人冯志强2004年只身一人来到织里镇打拼,从一名给出口衬衣系纽扣的打工仔,一步一步成长为湖州富美多针织时装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并发动组建织里镇第一支消防志愿队伍,如今他还获选成为浙江省人大代表。吴兴区委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共有42名新织里人当选省、市、区“两代表一委员”。

  “培育良好镇风民风、加强和改善社会治理,德治具有基础性作用。”织里镇党委委员周郑洁说,织里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要破解新居民归属感不强、新老织里人融合难、整体文明素质不高的难题。

  驱车穿行织里的大街小巷,“织里·知礼”的标语映入眼帘。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新老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一批正能量公益联盟筑牢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近年来形成了“家园卫士”“平安大姐”“萌警团”等各个年龄段的平安志愿者队伍800余支,有效补齐了基层治理短板。

  社会治理领域也要实行“机器换人”,织里镇运用科技手段为城市治理植入智能“芯片”,使用大数据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2013年,“智慧织里”项目被列为浙江省政府20个智慧城市建设示范试点项目之一。

  该项目通过加强4G网络、光网、专网、云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智慧安防”“智慧消防”“智慧安监”“智慧人口管理”等子项目,为社会治理植入“最强大脑”。

  身处改革开放前沿,有“小深圳”美誉的织里镇多次承担国家重大改革任务:1992年,湖州市政府批准成立织里经济开放区,给予其范围广泛的发展自主权,把包括土地、规划等诸多市级审批权限下放给织里镇;1995年,织里镇被批准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单位,赋予部分县级经济管理的权限;2016年,织里镇被列为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面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织里人没有因循守旧,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以问题为导向,用改革来破解难题。

  织里人明白,若不经营好自己的家园,就吸引不来高层次人才。同时,织里的社会治理除了依靠行政、科技等力量,还要靠城市自身的转型。

  产、城、人融合发展,探寻美好生活成为织里的新选择。2017年以来,织里投入30亿元建设童装产业园一期、二期和砂洗园区,推动童装和上下游企业入园集聚、升级,把童装生产端疏导到周边园区。同时,对城中村、旧城区进行拆迁,3000亩旧厂房“退二进三”,拆除的空间主要用于学校、医院、文体、公园等城市公共服务配套建设。

  “围绕人的需求做文章”,织里抓住小城镇发展的这一根本逻辑,吸引着越来越多高层次人才前来就业、创业,让更多来自远方的人留下来。

  作为童装产业大镇,织里人拥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表”,每年春节以及6月至7月两季是传统的生产淡季,到织里镇打工的新织里人总是会选择这两个时间段回家探亲。“一对夫妻年收入可以达到近20万元,而且包吃包住、拎包入住,三年一辆车,五年一套房不成问题。”织里镇党委副书记汤雪东说。

  根据统计,织里镇全镇共有13万辆车,“探亲车”的工作时间仅有两季,平时停放成了难题。织里镇想出了暂时利用待开发用地开辟免费停车场的主意,解除了新织里人的后顾之忧。

  站在晓河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二楼往外眺望,不远处的空地上,整齐停放着近百辆小轿车,大部分都覆盖着遮阳膜。“村民里建起童装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织里人。车子背后是一个个新织里人,这可是我们村发展的后劲啊!”蔡顺山说。

  近年来,织里镇还投资近百亿元新建、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三级乙等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公园等,5年新增、扩建学校10所,公办学校超六成在校生为新居民子女。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城乡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织里镇把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劳动力结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把推进城市化与建设农村新社区结合起来,把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进步结合起来,率先探索形成了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数据是,2018年底,织里镇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59∶1。

  “百姓的需求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宁云说,民心是织里镇改革再出发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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